然而，只有同时对相当因果关系说和客观归责理论都作了深入的理解，才能对这两个学说的优劣得失做出全面公允的评价。
当然，在医疗性基因编辑技术适用场合，当身体外在完整性与内在机理的正常运转两种利益之间存在冲突而必须进行利益衡量以做出取舍时，为维持身体内在机理的正常运转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基因的完整性，在法律上具有正当性。在将社会公共利益用于法律效果评价时，应将一般方法与具体场景结合起来判定。
用于研究的人胚胎干细胞的获得方式类型法定原则。国际上普遍认为：只要基因编辑与未来人们的福利不相冲突，不影响当下社会的公平正义与稳固，那么其就不违背任何道德禁令[42]（P131-132）。希望能从解释论上厘清这些问题，为规范人类基因编辑研究提供思路。问题是，从人体分离出来的身体组织器官等是不是人体的构成部分？对此，比较法上如德国法的实践中即有法院认为，若与人体分离的器官依然要实现其作为人体构成部分时的功能，那么在法律上依然可以将之视为自然人之身体构成部分加以保护。3. 完善人类基因编辑研究伦理规范的主要考量因素。
即使人类基因编辑技术不能产生更为高级的人类物种，但若控制不当，人类基因编辑技术有可能使新的、更强大的优生学取代并制造更多的社会纷争[31]（P573-574）。另一方面，基因编辑技术并不独立于人而存在，其服务于人的目的使其存在着目的性和社会性两个维度[13]（P86）。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190项法治建设任务，其中大多数关涉现行法律法规的改废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唯一正确道路。(2)加强关于国际关系法治化的研究，各国应当坚持公平正义，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在司法方面，虽然坚定不移推进司法改革，司法质量、效率、公信力显著提高，但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司法活动中也存在一些司法不公、冤假错案、司法腐败以及金钱案、权力案、人情案等问题。四、法治效能的实证向度 如果说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那么法治的效能需要实证。
第五，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法治文化四位一体的法理研究。只有良法才能治好国、理好政，实现良政善治。
推进新时代法治理论创新发展，就是要深入开展对从法律大国向法治强国历史转变的基本规律、主要途径、重点任务、实现方式等重大法理问题的研究，为制定法治强国建设规划、实施法治强国战略、实现法治强国梦想，提供法治保障和法理支撑。坚持法治世界的国际向度，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应当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6)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工程，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形成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例如，在民商法领域，中国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等法律，兼采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诸多基本制度，吸收了国际通行的私法精神与立法原则，确认契约自由、意思自治与主体平等，保障公共财产和公民私人合法财产。
宪法和其他上位法的修改变迁，必然引发大量下位法做出立改废释的相应调整。第三，新时代中国法治创新发展的理论系统工程。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国家的法律和法治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属性，但是法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内在规律和基本特征，不能用政治概念和意识形态话语简单取代法学话语和法治理论研究，我们应当重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政治学研究，但不能把法学直接变成意识形态的政治学。新时代中国法治的法理向度要回答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的法理依据和思想渊源、法理本质和时代特征、法理价值和主要功能、法治属性和法学定位等法治理论和法治范畴的基本问题，它所研究和体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法理性、法律性、科学性、学术性、规范性、体系化和制度化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核心与灵魂，是新时代法治理论与政治理论、德治理论、规治理论、心治理论、治理理论、赛治理论、自治理论、他治理论、共治理论、互治理论等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的基本向度。
那样做在思想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十分危险的。当前，在国际法治理论研究方面，迫切需要加强和深化以下方面的研究：(1)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的研究，以优化全球治理体系为宗旨推动创新国际法，以提高全球治理效率为目的强化遵从国际法，以实现全球治理价值为归宿公正适用国际法。
现实的法治实证研究和评估，常常会触及被实证评估对象的切身利益，它们报喜不报忧、多讲成就少讲问题等趋利避害的倾向有时非常明显。在现代法治文明的国家中，政治离不开法治，没有法治规范、制约和保障的政治，必然产生专制、权力腐败和政治紊乱。
(4)关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经济、法治政治、法治文化等法治发展各个领域的法理问题。首先，实证法治效能必须坚持科学性。其次，法治的实证研究既要证真也要证伪。(2)关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有力护法等良法善治各个环节的法理问题。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多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延展。国家法律是党的政策的规范化、条文化、定型化和国家意志化，是党的政策的法律化延续和具体化实施。
(6)公民和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法治态度、法治心理、法治偏好、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情感、法治认知、法治体验、法治立场、法治信仰的法理问题。中国法治在国际上要发挥这样的作用，一项重要任务是从世界法治视角加强中国特色国际法治理论研究。
(3)社会主义法治学说与文化、法治价值与精神、法治意识与观念、法治理念与思想、法治原则与战略的法理问题。就必须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法窠臼，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两个大局，占领国际法理论和全球治理规则的制高点，研究构建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的更加公正文明的国际法治理论体系，积极参与甚至主导国际法治规则的制定。
(3)关于依宪/依法治国、依宪/依法执政、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治权、依法治官、依法治军、依法办事、依法维权等法治实施各个方面的法理问题。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相互联系、彼此作用、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五是立法应当具有整体协调性和内在统一性，不能自相矛盾。三是在依法治国总体布局中，既存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相互促进的不平衡，也存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不平衡，还存在法治经济、法治政治、法治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不平衡。所谓法治强国是指，一方面要坚定不移走法治强国之路，通过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深化法治改革、建设法治中国等途径，引领和保障中华民族在法治轨道上尽快强盛、强大起来。因此，对中国法治进行实证研究和评估，应当秉持正确的态度和立场。
善治就是要把制定良好的宪法和法律付诸实施，把表现为法律规范的各种制度执行运行好，公正合理高效及时地用于治国理政，通过法治卓有成效的运行实现良法的价值追求。(4)法治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正义、安全、秩序、尊严、权威、平安、幸福等价值追求的法理关系。
在这个前提下，应当正确区分法治理论研究中的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哲学社会科学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当前，我国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都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法治领域改革面临许多困难。这主要包括：(1)新时代中国法治与人类法治文明、西方法学理论、国际法治理论、全球化法治进程、中华法系文明的法理关系。
在行政法领域，中国吸收了现代行政法治中通行的比例原则、信赖保护等原则。建设法治中国，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必须强化良法善治，必须加强对新时代良法善治的法学阐释和法治理论研究。(4)实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相结合的双推进工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体系，努力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和智能化。进入 李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理论 依法治国 法治体系 法治实效 国际法治 。
事实上，权大还是法大是一个真问题，在县长大还是宪法大等问题上，必须义正辞严地说：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国家宪法法律永远大于和高于个人手中的权力。新时代中国法治理论创新发展，不仅要立足中国的法治国情和实际，而且要参与和推动国际法治建设，影响和促进国际法治理论发展。
2018年的宪法修改，在宪法序言确定党的领导地位的基础上，又在宪法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强化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地位。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我们党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实践经验，吸收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念。是政党之治、政策之治、领导之治(坚持党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策略之治(坚持和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意识形态之治、道路引领、方向把握、立场确定、方式选择等等。
